杭州隐秘地图之:那些以名人命名的路与街

2018-11-09 13:35 来源: 杭州网

杭州网 曾经的膺白路,现南山路段 西河坊街 曾经的新民路,现解放路东段 中山路的清河坊四拐角 一百多年前,哪怕素有盛名的大街(现中山路),或者进了十座城门的那些直街,都只是稍宽

     

    曾经的膺白路,现南山路段

     

    西河坊街

     

    曾经的“新民路”,现“解放路”东段

     

    中山路的清河坊“四拐角”

    一百多年前,哪怕素有盛名的“大街”(现中山路),或者进了十座城门的那些直街,都只是稍宽的巷子。连“元宝街”一类,也有名无实。所以,清末一本煌煌《武林坊巷志》,亮点就是“巷”。

    如今的湖滨一片,原是一座约千亩地的旗营城,有“参佐”以上大小衙门130余所,最大的是“镇浙将军署”。杭人所谓“旗下”,应是“旗衙”的谐读。1861年,太平军一把大火,烧得旗营鸟巢都没剩一个。再建,也只有“将军署”,其他“衙门”,泥巴陋屋。

    1912年,浙江军政府政事部决定拆除旗营与旗营城墙,建设“新市场”。近代杭州,才有了真正意义的路与街。

    1/ 新市场的名人路与街

    当时财政匮乏,杭城开了卖旗营的地皮搞城建的先河,但京沪杭富绅响应寥寥。阮毅成先生回忆:1914年,基督教青年会买下官巷口的地块,其父紧跟也买了一块,才是“第十号”,后来命名“青年里”。

    最初建筑的是四条“井”字主干道,三条路名有违革命初衷。后来的路名,就有了杭城的人文蕴涵,如白傅路、东坡路、岳王路、孝女路、蕲王路、学士路、惠兴路。

    白傅,以白居易最高官职“太子少傅”命名,他任杭州刺史时,口碑极好。不过,同样被贬谪,同样没消沉,同样用疏浚西湖的淤泥筑了一条比“白堤”更长的“苏堤”的苏东坡,路名就和淡多了,称“东坡路”。“蕲王路”,以居住此地的韩世忠被追封“蕲王”命的名,但苏东坡也曾被追赠为“太师”啊,这是有点亏的。

    岳飞追封的是“鄂王”,一条“岳王路”也不是岳飞府邸所在。据传,岳飞被害,狱卒隗顺仗义背出,黑灯瞎火一埋,二十年后“平反”时就说不清葬处了。出钱塘城门要爬墙,可能极小;东边不远的扁担岭,即后来的岳王路,可能较大。骨骸找不到了,最终在栖霞岭下筑了衣冠冢,如今称岳坟。

    在早,岳王路有“老岳坟”之称,1936年2月还落成了岳王祠。当时,岳庙由市府“公款公产整理委员会”管理,阮毅成回忆:“1948年4月,管理委员会开会,我提议编印岳王庙志”,“省政府举行临时会议,通过拨款1.6亿元,为印刷费”。后因时局突变,制作仓促,1971年9月,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公开发行。

    孝女路,就与岳府有关了。据绍兴十一年(1141)八月二十四日(中书)省扎,“奉旨:岳飞所居屋宇不足,今临安府应副添造”,这说的就是现在庆春西路的山子巷到红楼一段。要说明的是,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,来杭(京城)“升任”枢密副使,八月提出辞呈。这一座安慰式“添造”的岳府,岳飞居住不多。十月,岳飞入狱,幼女愤而投井。这井,清同治六年(1867)十月在“臬署之胥役”(按察司役卒住处)内被认定,人称“孝女井”。孝女路,南北向,以北头这口井命名。

    学士路与惠兴路,前者以明时的江门四代出了六位进士命名;后者为一个殉身妇女教育的旗人扬名。这在废了科举十几年后的民初,在以推翻清朝为己责的民国浙江政府,都是一种文化的认同,透出时人的价值取向。

    2/ 路与街中的岁月简史

    1934年石克士《新杭州导游》称:“杭州的路面焕然一新,盖所谓长养有素,‘取精多,用物宏’”。后六字,出自《左传》“取精用弘”,也有写作“取精用宏”。该书列出杭城柏油(沥青)路“二十余处”,碎石路“三十余处”,用物宏大、取料精致。尤其柏油路,在上世纪50年代,也称稀少。有意思的是,某些以民国名人命名的路与街,此书并未列出。

    是石克士的有意?是资料收集的迟滞?是这些路名还没有得到耳熟能详的认可?当然,不少路名,得名确实迟了一些,譬如“司徒街”,1946年11月5日才由耶稣堂弄更改。

    这些路与街有:中山路、静江路、性存路、膺白路、英士路、教仁街、竹斋街、传芳桥直街、司徒街。它们有的取于名人的“字”,如中山,姓名孙文;静江,姓名张增澄,又名人杰;膺白,姓名黄郛;英士,姓名陈其美。有的取于“名”,如阮性存,字荀伯;宋教仁,字钝初;孙传芳,字馨远;王竹斋,字祖耀。

    只有美国人司徒雷登是例外,这位居住在耶稣堂弄的半个杭州人,正宗的中国名,却是以“姓”命的名。与“新市场”的名人路名相比,这些能凑齐“民国十大名人”的路与街,几乎是一部民国简史的彰显。

    1949年8月,一文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,别了民国,也别了杭城路与街中的所有民国名人。只有极少如竹斋街、教仁街的门牌号,仍混用了一些年头。

    3/ 性存路、教仁街、英士路

    “性存路”得名较早,即如今庆春西路一段。最初,此路因钱塘城门得名,称“钱塘路”。1912年9月,如今的“红楼”,开了全国先河,挂出“浙江省法院”牌子。次年,这一路往东,到现在的中山路,改称“法院路”。

    此前,日本因“明治维新”,国力提升迅速,一度为中国士人楷模。31岁的阮性存入读日本政法学校,毕业回国,发起了立宪国民社,并在杭州开设了浙江第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。阮性存先生回忆说:有一次他为私人做辩护律师,“法官一定要造成一件冤狱,我就说,一般人不相信法官,而相信城隍菩萨。但如果要知道冤狱对于国家民族的影响之大,最好还是到岳庙去,想想当年‘莫须有’三字所造成的后果。最终,法官为我的话所感动,将案情平反了!”

    1927年,众望所归的阮性存任省司法厅长。1928年1月21日,他因伏案劳累,倒在红楼的司法厅中。次月,以延龄路为界,西至钱塘门的“法院路”,改称“性存路”。这一彰显,也算是近代中国法治的先声。

    “教仁街”,在1936年7月29日的《申报》上,已经大名显著。宋教仁,字钝初,辛亥革命后,极力主张国家走民主、法治之路,多有演讲与宏著,时人尊为“宪政之父”。在革命党人中,有拥趸,有分歧,也有激烈的反对。在此之前,暗杀频频,也是革命的一种手段。但推翻满清后,暗杀仍在党人的相争中屡见不鲜,1913年3月,宋教仁被刺身亡。

    思公的《晚晴尽头是民国》,21万多字中有四分之一强说的就是宋案。对凶手,见仁见智,认为是“永远的一道难解的方程”。宋教仁被害,也是中国走向枪杆子血争之路的开始。“教仁路”,可是后人的崇敬,但要说憧憬,国人还是少有意识。

    “英士路”,《东南日报》1935年2月7日讯:“平海街至江墅路一段,更名‘英士路’”。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,直到上世纪80年代,被称“工人路”的时候,在中山路,也就是《东南日报》所说的“江墅路”上,仍是一个“断头”,正对了我大舅妈的娘家。

    在1935年以前,进武林门的西大街(现武林路),也有一条“英士路”,它的原名是“铜元路”,该地曾有过前清造币厂,即后来的校场路。该《东南日报》又称:“西大街的英士路,仍恢复旧名‘铜元路’”。这说明,以陈英士(陈其美)命名的路,杭城早已有了。

    是的,这位辛亥革命的“骨灰级”大佬,当年,在杭州应该大名显赫。没有他,也许就没有蒋志清(介石)等志士在杭城的反清举义。至少,浙江的辛亥“光复”,还得推迟。1916年3月19日,陈其美在上海被暗杀。

    4/ 竹斋街、静江路

    以被追思者的时间论,“竹斋街”排名第四,是“十大名人”中唯一的一位商人。此街的前身河坊街,1931年由外龙舌嘴与青龙寺巷拓宽而成,因为北临运司河得名。

    话说1926年秋末,北伐军临近浙江,省长夏超经过接洽,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的委任。夏超仓促“独立”,北上讨伐孙传芳。没料到,夏部一触即溃。孙的宋梅部队乘势反攻,放言进杭城“纵兵三日”。市商会会长王竹斋毅然前往笕桥,他向宋梅说,愿出10万银子犒赏宋部,请和平进城。宋梅怕是夏超的圈套,押了王竹斋站在第一辆军车上,驶入清泰门。此后,市民少了掳掠,对王竹斋感恩匪浅。

    王竹斋对杭城的自来水建设与慈善业的推进,皆呕心沥血,1934年3月11日,他积劳病故。次日的《申报》讯,“杭商会兼省商联主席王竹斋昨午后逝世,全杭商店下半旗致哀。蒋委员长亦已电杭致唁”。3月14日,上海的梅兰芳、杜月笙,省府的陈布雷都派人前来吊丧。送葬这天,王竹斋居住的河坊街,市民排起长队,“叫花子”们也打出纸幡。1935年,河坊街改名“竹斋街”。

    “静江路”,前身是1922年3月7日动工开建的环湖北路,最初碎石路。1929年首届“西博会”召开前,改建成了柏油路。这也是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,以及首届“西博会”会长时的决策之一。

    此路以“静江”命名,不只是颂扬张静江对“西博会”的贡献,也不只是因为他的住宅在葛岭山麓。早在钱江大桥建成之前,浙赣线还叫“杭江铁路”时,在钱塘江南岸的西兴,就命名了“静江站”,以示张对浙江铁路建设的贡献。

    再翻翻民国史,要不是张静江对孙中山挥金如土的鼎力资助,民国或许不会这么快就成“气候”。如果没有张静江对蒋介石的赏识,或许,当年的“小蒋”就一头钻进股票的大户室了;或许,帮会好汉中,也多一个黑衫黑裤黑礼帽的大佬,名字永远是“蒋志清”。

    与蕴涵着山水精华的环湖北路一样,寥寥几语,不足以细说张静江的功过。但不知为什么,1934年的《新杭州导游》,依然称此路为“北山路”。

    5/ 中山路、膺白路

    “中山路”的前身叫“江墅路”,仅路名,足以显示当年城建规划的一局“大棋”。1924年11月6日《申报》“杭城公共汽车之驶行路线”中“第三路”说:这条贯穿杭城南北,“拟设电车之路线,起江干,穿大街,出武林门,而至拱宸桥”,然后连接去湖州的公路。

    该消息说,“此路除武林门及拱埠(拱宸桥)外,部分尚未告成,(主要)因大街商民之守旧,故有主张由城外绕万松岭者,但以商业观之,实应由大街经过”。

    “大街”,清咸丰年以前,名副其实。太平军两次攻入杭州,大火一把,烧毁殆尽。再建,商家蚕食重重,就狭窄得像一条巷子了。每一段,都以南宋沿袭的“坊”名相称,譬如清河坊、保佑坊、三元坊等,俞平伯《燕子草》称它是一条“狭的长街”,店幌终日隔巷相绕。

    1924的市政计划,1925年得到了执行。该年1月25日《申报》讯:“杭州市工务局改建羊坝头保佑坊一带大街马路,定(于)正月初六起至十五日止,限各商号拆进房屋。十六日动工筑路,应用石子、泥沙等项均以齐备”。

    据载,当年的官巷口、清河坊也曾“火烧连营”过,这也促进了道路的建设“按头等街道测勘拓宽”,西式楼房纷纷建起。现在中山中路的河坊街十字口上,当年的西北角有万隆咸鲞店(也称“万隆火腿店”),西南角有孔凤春香料店,东北角有靝(tian)香斋食品店,东南角有宓大昌烟丝店,著称“四拐角”。阮毅成回忆:“四拐角之四家大店均行后让,门面也皆重新翻建”。此后所称“江墅路”,也是“全市柏油马路最先开辟者”。

    清河坊也因了商气,名声遐迩。《燕知草》说清河坊的闹忙,“是一种平民化的一目了然的铺陈,一种悠悠然的小市民的闲适。……是typical(典型的)杭州街”,透出了当年杭人越闹忙越能闲散的那一种市廛情调。

    早在1925年3月,民国元勋孙中山逝世后的追思会上,杭人有提议“江墅路”更名“中山路”。但正式改名,应是抗战胜利以后。

    “膺白路”,得名也是抗战胜利后,由南山路的湖滨到清波门一段更名。此路是1922年7月17日开始拆除的涌金门到清波门旧城墙后建成的,路的宽度,也算当年杭城之最。这一路,就是没了城墙,盛夏也让人感到荫郁。

    黄郛(字膺白),是1924年代理过民国总理并摄行大总统的早期同盟会员,幼小生活杭州,自称“钱塘人”。“二次革命”与“护国战争”时期,与陈其美、蒋介石一起,称得江浙沪的“三剑客”。1936年12月,黄郛在上海病故。

    6/ 传芳桥直街与中正路

    “中正路”,最初以旗营城的迎紫门命名,称“迎紫路”,西起湖滨,东到官巷口。再往东,过中河上的丰乐桥,是“丰乐桥直街”。

    当丰乐桥直街还是一条碎石路时,因东端大方伯有广济医院(现“浙二”),行人也算熙攘。再往东,“寂寞梧桐”了,因为东河没有桥,死路一条。那时候,城头变幻大王旗是“家常便饭”。1924年,皖系卢永祥被直系孙传芳逼出浙江,商绅顺水推舟,给孙传芳发了电报“迎贺”。孙传芳交代部下:“要想在浙江做事,第一要顺人心,不要胡乱抢劫,坍我的台”。

    此年9月,孙部甫进杭城,巨响一声,大地震颤,千年雷峰塔倒塌,杭人一时将孙传芳传得神乎其神。东河上刚建的桥梁,应时就称了“传芳桥”,路也成了“传芳桥直街”。不过,从“传芳桥”往东,是金衙庄与城墙,仍死路一条。

    那个年头,谁不想天下安宁,做个顺民?孙传芳兵败后,“传芳桥”改名“永宁桥”。传芳桥直街也改称了“新民路”。新民路与迎紫路一体更名为“中正路”,也是抗战胜利以后。

    1946年12月14日,当时政府的杭城最后一次更改路名,其中的建国南路、建国中路、建国北路,复兴路,都蕴含着抗战胜利的喜悦,也奠定了杭州城内路与街的格局。这一次更名,并无一条以名人命名,也没有东西为“街”,南北为“路”的定规。

    1950年前后,除“中山路”外,所有以民国名人命名的路与街,恢复原名。其中,“中正路”从西湖到金衙庄东城墙,一路开通,更名“解放街”,这也昭示一个时代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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